【深度】杭州六小龙后，深圳硬科技新星“群狼”涌现

2025年上半年，科技圈的镁光灯几乎全部聚焦在杭州。从DeepSeek大模型登上全球头条，到宇树科技的机器人频频亮相海外，再到现象级文化产品《黑神话：悟空》，杭州的“六小龙”们抢尽了风头。

相比之下，深圳显得有些“失语”，“大疆之后再无深圳创新”的声音也随之四起，叠加前两年产业资源外流的论调，一度显得势头不足。

然而从近期涌现的深圳新科技公司来看，AI和具身智能产业浪潮下的有效应用创新，正在深圳这座城市陆续爆发。这些企业将理论和技术迅速转化为高价值商品，并正在迅速得到全球市场验证。

“全链”创新，全球市场

界面新闻发现，深圳这次独角兽浪潮的一大特点，是从创立之初就瞄准全球市场，依托“高端市场需求倒逼技术升级”，形成“研发—市场—再研发”的正向循环，而非简单“出海卖货”。

在市场需求上，全球科技浪潮进入新一轮由人工智能推动的迭代，带来“需求释放窗口”。消费电子升级（AR/VR、智能穿戴、无线耳机）、能源革命（户外储能）、工业替代（3D打印）等领域在全球化的需求增长，为深圳企业提供了天然的发展土壤。

3D打印机公司拓竹科技2020年成立于深圳，这家由大疆前员工创立的企业，撕开了消费级3D打印市场的口子，4年时间，从0到超50亿营收，创造近20亿净利润，估值超百亿。

不少长期关注深圳创投领域的人士告诉界面新闻，以拓竹为代表的这一波深圳硬件企业，具备两大核心共性：技术具备创新性和领先性，知识产权布局充分；同时开拓国际市场，敢于直面海外竞争者，与国际市场深度融合。

过去的全球分工是“美国主导科技与营销、欧洲强调设计、中国承担制造”。如今，深圳的新一代企业正在打破这一格局：不仅在生产端掌握主动权，更在研发、设计和营销上全面发力，形成全链条的自主掌控。

拓竹的“工业级技术普及化”路径颇具代表性。过去，消费级3D打印机常因良品率低、校准复杂而难以进入大众应用。拓竹通过引入43个传感器，实现自动校准，将良品率从70%提升至98%；再叠加16色混打和AI质检，让消费级设备达到较高的制造标准。

这种技术下沉不仅改善了用户体验，也改变了行业竞争格局，将原本数万元的高端设备功能，压缩到千元级产品中，以可负担的价格满足更广泛的消费群体。

此外，深圳围绕着亚马逊、TikTok等平台的跨境电商生态已经极度成熟，也为企业全球销售提供了天然渠道。

这一差异直接体现在营收数据上：2024年，以扫地机为代表产品的云鲸智能，海外营收同比飙升近7倍；拓竹凭借高速3D打印机在欧美市场快速增长，全年营收突破50亿元；正浩创新依托便携式储能产品，营收高达80亿元。

“大厂系“创始人集体崛起

可以这样说，深圳这一轮硬科技独角兽的爆发，绝非偶然。它背后是一个由“人才—供应链—全球化市场—务实资本”构成的、高速旋转的闭环增长飞轮。

观察拓竹科技、正浩创新等公司的创始人背景，一个共同的标签浮现出来——“大厂孵化”。相较杭州，深圳这一次独角兽的显著特色在于“华为系、腾讯系、大疆系”的集体登场。

在深圳这波独角兽中，荣耀、引望智能诞生于华为生态；元象XVERSE和超参数科技的创始人均出自前腾讯AI Lab；正浩创新、拓竹科技的创始人都曾任职过大疆。

长期关注深圳科技企业发展的国际知名咨询机构相关负责人罗志文认为，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从大厂出来，大厂经历塑造了其相对完善的商业思维与逻辑体系，使其形成系统化、国际化认知，具备开阔视野与较强综合业务能力，并非草根创业者的“草莽”状态。若企业仅依赖初始创意和资本加持，无法实现业务闭环与产品变现，便难以获得持续增长。

以拓竹科技的创始人团队为例。他们深度脱胎于大疆，与纯粹的互联网或软件背景的创业者有着本质不同：

• 系统工程思维：他们在大疆经历过从0到1打造一款复杂硬件产品的全过程，深知软件、硬件、结构、供应链、量产之间如何协同。他们思考的不是单一功能的实现，而是整个系统的最优解。
• 供应链认知：他们不需要从头学习如何与工厂打交道。谁家的模具精度最高，哪里的芯片代理商最靠谱，如何管理数千个SKU的物料，这些知识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本能。
• 全球化视野：大疆的成功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故事。这使得这批创业者从第一天起，瞄准的就是全球市场，他们的产品定义、营销策略、渠道建设都具备天然的国际化基因。

前大厂产品经理、现深圳AI+硬件创业者刘培更是对界面新闻直言，自己将深圳的人才和杭州的对比，很明显可以发现杭州真正“打过硬仗”的人并不多，缺乏有项目经验的人，“应届生到处都有，高校培养的人才已经溢出了，但企业需要的是那些能扛住项目压力，拿到过结果以及真正解决问题的人。”

换句话说，大厂系人才外溢带来的不仅是经验，还有实战方法论。

罗志文总结道：“大厂出来的高级人才，往往都是带有一定资源出来创业的。”软性资源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才，二是供应链。人才层面，大厂背景的创业者能够迅速聚拢理念契合的核心骨干，搭建高效的团队框架，并持续吸纳年轻力量。供应链层面，则体现为整合上下游的能力。二者共同解决了企业“活下来”与“活得更好”的核心挑战，华为系、大疆系企业的高存活率也印证了这两点的关键作用。

柔性供应链替代成本优势

如果说创始人是“大脑”，那么珠三角独特的供应链体系便是这群企业增长的关键因素。但今天再谈论珠三角的供应链，不能只停留在“成本低”的印象中，而要将之视为“创新中心”，其核心优势在于“速度”和“柔性”。

罗志文强调，“不能只看深圳，要把它放在珠三角整体中看”，东莞、惠州、中山等地的生产基地环绕，深圳承接研发与市场营销环节，再通过周边制造体系迅速落地，形成了独特的商业闭环，让研发、试产和量产之间的路径大大缩短并可快速跟进全球需求变动和竞争带来的产品迭代要求。

2024年新晋独角兽创想三维便是典型案例。该公司向界面新闻表示，成本控制正是3D打印技术能够真正走向大众的关键。背后是深圳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托举。像光固化设备的核心部件，在深圳最快只需两小时便能完成采购与调配；华强北的硬件生态也降低了制造门槛。十一年前，公司起步时，欧美品牌设备动辄数万元；而如今，依托华强北的成熟配套，创想三维将全球消费级设备的均价拉至千元级。

已登陆科创板的影石创新，同样印证了这一逻辑。影石最初在南京起步，后来整体迁至深圳。深圳及周边的供应链为其提供了关键便利：镜头模组核心供应商弘景光电位于中山，主要外协加工厂商东莞能率距其仅2小时车程。更重要的是，依托手机产业链外溢效应，影石每一代产品性能显著提升，价格却波动极小，快速打开了市场。

若与长三角对比，珠三角供应链的“柔性化”优势更显突出。长三角的供应链强调“规模化、标准化”，典型如汽车制造——特斯拉在上海、吉利在杭州和宁波，优势在于大批量生产与成本控制。而珠三角的供应链能够支撑AR/VR、储能产品、运动相机等“小批量试产—快速迭代”的硬科技赛道。

即便杭州周边（如苏州、昆山）具备消费电子产业链，但这些配套往往依赖于“果链”等跨国公司主导，缺乏自主创新和全链条主导权，更多是为国际巨头服务，而不是支撑本土硬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

一位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于深圳创业的创始人向界面新闻提到，其研发的产品需通过硬件落地，因此要进行小批量试产。来深圳之前，他曾先后联系过杭州和深圳周边的生产商，但杭州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工厂，而深圳很快就对接上匹配的供应链伙伴。目前，样品生产进入沟通阶段。

“深圳和大湾区的硬件市场，原本就有一种野蛮生长的土壤”，一位长期关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链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华强北靠拆机、组装、仿制起家，形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快速试错文化。后来华为、OPPO、vivo等整机厂的崛起，把这种草根式的灵活性规模化、集团化，沉淀为完整而成熟的产业链。

换句话说，长三角的消费电子供应链更多依赖外部牵引，标准化强但灵活度不足；珠三角则在“野蛮生长”中形成的供应链生态，更能支持深圳硬科技企业快速试错，快速迭代，快速量产，从而快速抢占市场。

背后的市场化务实资本

2015年，深圳创投热潮多关注概念（如柔宇科技的泡沫），但界面新闻记者观察到，如今资本更务实，关注技术积累与盈利模式，投资逻辑也已从之前的“看概念”转向“重商业闭环”。

这一趋势在李湛所处的投资机构身上得到了鲜明体现。据了解，该机构当前已将投资重心聚焦于初创阶段的硬科技项目。

李湛表示，创投机构在投资早期项目时主要围绕三点展开，一是创业企业目标市场真实存在且明确，市场容量较大，可为企业估值提供支撑，而估值与未来业绩直接挂钩。二是团队技术优势显著，在行业内处于引领地位，而非模仿追随。三是创业者个人具备较强人格魅力，能推动团队实现质的飞跃与持续迭代；同时拥有结构互补的团队，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然而，界面新闻梳理发现，支撑深圳这波科技独角兽的主要力量仍是市场化投资机构，如腾讯、红杉资本等，国资参与相对有限。

对此，国资创投机构人士陈烨坦言，他们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反思“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不应错失这些优质独角兽企业。”在他看来，这与国资的投资偏好密切相关。从项目分布来看，国资投资呈现“正态分布”：对极早期、高不确定性项目涉足较少，对风险底线过低的项目也保持谨慎，因此更多聚焦“四平八稳”的成熟型项目。这种投资逻辑，决定了国资更强调稳健，而非激进冒险。

“国资创投普遍采取集体决策机制，而那些未来可能成为现象级的企业，往往在早期充满争议。在集体审议过程中，这类项目很难获得一致认可，从而导致国资可能错失部分明星企业的投资机会。”陈烨提到。

深圳在今年7月出台了《深圳市科技创新领域宽容失败履职尽责认定工作指引（试行）》（下称“《指引》”），营造鼓励创新、支持担当、宽容失败的氛围。《指引》覆盖全市财政资金资助的科技创新活动，适用于事业单位（如高校、科研院所、卫生医疗机构等）、企业等单位及其相关科研与管理人员，明确了5项勤勉尽责条件和9项免责情形。制度设计意在为科研人员和投资人松绑。

然而两个多月过去了，政策的实际效果仍有限。陈烨坦言，自己观察到领导在决策时依然担心审计问题，容错机制并未真正落地。早期创新本就充满不确定性，但在当前环境下，投资机构依旧收紧风险把控，对赌条款严格，创业者因此产生抵触。“从和创业者的沟通来看，大家的弦还是绷得很紧，没有放开手脚。”

在他看来，症结在于制度错位。制定政策和执行投资的是一拨人，而审查、问责的是另一拨人。业务部门希望鼓励创新，但纪检与审查部门手握“鞭子”，仍以追责为导向。如果容错机制能够由审查部门主导制定并落实，才可能真正释放信号，让业务机构敢于放手去做突破。

目前，深圳仍在补短板中前行，尤其是在人才保障层面持续发力。罗志文提到，深圳正在推进两项关键工作：一是构建住房保障支撑体系，为人才解决居住难题；二是大力建设高校，孵化培养人才。

深圳的科技实力是建立在人才、供应链、市场协同的系统性能力之上。即便在部分领域存在短板，这种“系统化能力+区域闭环优势”的组合，仍是其他城市短期内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正如罗志文所说：“这不是单一的第二波高峰，而是一波接一波的迭代。”未来，随着“AI+硬件”融合的不断深化、科技容错机制的真正落地以及深港进一步融合所带来的庞大人才资源，深圳科技产业的迭代能力还将持续释放。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湛、刘培、陈烨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