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年，日本人或许只能购买中国电视机了

日本电视此时领先并不奇怪，整个制造业处于上升期，如日本造汽车逐渐占据全球近三分之一份额，工业产业每年按高于10%以上的速度递增。

资本，往往是逐利的，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家电产业也就整整处于行业顶尖位置。

但转折点在21世纪初悄然到来，日本企业好似开始落伍了。

比如，当全球电视产业向液晶技术转型时，日本企业却陷入了“技术路径误判”的陷阱。松下坚持押注等离子技术，认为其在对比度、响应速度上的优势能碾压液晶，甚至在2009年豪掷6000亿日元收购日立、先锋的等离子业务，试图打造“等离子帝国”。

索尼虽然是制造业大牌，也在固守CRT技术的优势，迟迟不愿放弃特丽珑生产线。这与当前日本丰田车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上的慢节奏如出一辙。

反观韩国三星、LG，果断all in液晶技术，快速抢占市场。等日本企业意识到错误时，已经错失了关键窗口期——2013年，松下宣布退出等离子业务，此时液晶电视的全球市场份额已超过80%；索尼的电视业务从2005年开始连续13年亏损，不得不出售海外工厂缩减规模。

不妨通过一些数据，可能更能直观体现日本电视的衰落。据Omdia统计，2010年日本品牌全球电视出货量占比还有28%，2024年已跌至9%；在本土市场，松下的份额从2018年的16.8%暴跌至2024年的8.8%，东芝更是退出了消费级电视市场。

曾经的“技术王者”，如今只能在高端小众市场艰难求生，而这一切，本质上是日本企业在产业变革中“路径依赖”和“决策迟缓”的必然结果。

因此，过度迷信既有技术优势，忽视市场需求的变化，最终被时代甩在身后。

02

国产机征服日本市场

谈及现今的全球家电市场，与日本电视产业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品牌的强势崛起，而征服日本市场，成为中国电视产业全球竞争力的一个鲜明的产业现象

如今的中国，早已是全球电视产业的“核心玩家”。

以2024年为例，中国电视企业全球出货量占比达30.2%，首次突破30%大关，其中海信、TCL、小米三家合计份额达31.3%，超过三星、LG的28.4%总和，在75英寸及以上的大屏市场，TCL、海信的份额分别达15.0%、14.6%，逼近LG的15.1%，打破了韩企对大屏市场的垄断。

具体方面，据海外网报道，2024年中国主要电视机品牌出货量份额首次超过韩国企业。

英国市场调研机构奥姆迪亚（Omdia）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电视机品牌TCL、海信、小米的合计出货量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达到31.3%，首次超过韩国三星和LG电子（28.4%）。

其中，海信长期以接近15%的市场份额稳居世界前二。

其实也正是这样的全球优势，最终转化为对日本市场的“渗透力”。《日本经济新闻》与BCN的联合数据显示，2024年1—9月，中国品牌在日本电视市场的份额达49.9%，7月后更是连续单月超过50%。

如果拉通全年来看，海信以25.4%的份额登顶日本市场，成为首个在日本拿下电视销量冠军的中国品牌，TCL也以9.7%的份额跻身第四，超过了松下、夏普等本土品牌。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品牌的征服并非靠“低价策略”，而是靠“技术+本地化”的双重优势。

突破不仅仅是市场占有方面，技术层面，中国企业实际上也摆脱“组装代工”的标签。

海信自研的信芯X画质芯片，能针对日本用户喜爱的“电影模式”优化色彩还原，其推出的Mini LED电视在日本专业评测机构的画质评分中，超过了索尼XR系列；TCL华星光电的ADS Pro硬屏技术，解决了液晶电视视角偏色的问题，契合日本家庭“多人围坐看电视”的场景需求。

当然，进军日本市场，得到消费者认可是第一前提，在本地化运营上，中国品牌更是精准踩中日本用户的痛点，针对日本住房空间小的特点，推出超薄机身、可壁挂的小尺寸电视；联合日本本土内容平台，预装NHK、富士电视台的流媒体应用。

甚至在售后上，提供日语24小时客服和上门安装服务，这些细节让中国品牌逐渐打破了日本用户对“本土品牌更靠谱”的固有认知。

中国电视能征服日本，往深入地讲，是目前“全球产业链整合能力”与“本地化需求响应”的结合。从上游的京东方、华星光电面板制造，到中游的芯片研发、整机设计，再到下游的渠道铺设、售后服务，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电视产业链，这不仅降低了成本，更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简单地看，当日本用户开始关注“低功耗”时，中国企业能在3个月内推出符合日本能效标准的新品，而日本企业往往需要6个月以上。这种“快速迭代+技术对标”的能力，其实也就是中国品牌撕开日本市场的关键。

透过电视产业的此消彼长，我们看到的是中日制造业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这并非简单的技术差距，而是产业生态、创新模式、市场响应能力的全方位差距。

03

中日制造业两面相

日本制造业的问题，在电视产业上暴露得非常立体。

第一个是“技术封闭性”。

我们拆解下来并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日本企业习惯在内部搞技术研发，不愿与外部合作，比如松下在等离子技术上拒绝开放专利，导致上下游产业链无法协同，最终被开放的液晶生态淘汰。

这在汽车领域也是如此，你几乎可以看到中国车企与大众等德国企业合作的各种消息，相比之下，中日车企的合作声量和动静，是不是小得多？

第二个，可以算作是“战略保守性”，终身雇佣制和层级文化导致决策缓慢，2010年前后，当中国企业开始布局智能电视时，索尼、松下还在纠结“是否要加入互联网功能”，担心影响传统画质优势。

在此之前，日本帝国诞生了包括阿米巴经营在内众多企业管理哲学思想，一度成为中国企业学习的楷模，随着时代产业红利日渐稀释，这些思想逐步被新的观点取代，并非说原有的企业管理方法失效，而是时代，今非昔比。

三是“资源分散化”，比如说，日本企业普遍存在“多元化陷阱”，松下把大量资金投入核电、电池业务，东芝涉足半导体、医疗设备，导致电视业务的研发投入被严重挤压。

而中国企业如海信、TCL虽然亦在推动多元化转型，但好歹在电视上也还能通过成立独立上市公司或者子公司以求坚持“聚焦家电主业”，每年将营收的5%以上投入研发，2024年海信研发投入达120亿元，远超索尼电视业务的研发费用。

进一步看，两国制造业的效率也日渐拉开差距。

谈及如今的中国制造业，人们不再用密集型、劳动力等词语，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制造业正在以“智能工业”为核心实现弯道超车。

国家层面政府推动的“智能制造2025”战略，让5G、AI、大数据与制造业深度融合——TCL的惠州工厂，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将电视生产周期从15天缩短至5天，不良率下降至0.3%；海信的青岛研发中心，利用AI模拟测试，将新品画质优化时间从3个月压缩至1个月。

这种“智能化+规模化”的优势，让中国企业既能保证品质，又能快速满足全球不同市场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生态。

我们以京东方为例，一家工厂在研发出柔性OLED面板后，能快速与TCL、小米共享技术，推动中国电视企业在折叠屏、卷曲屏等新形态产品上领先全球；华为的鸿蒙系统与电视企业合作，让智能电视融入“万物互联”生态，提升用户黏性。

这种制造业生态的差距，正在影响更多产业。除了电视，中国的空调、冰箱在日本市场的份额也在快速增长，2024年中国空调品牌在日本的份额达22%，较2020年翻了一番。

而日本制造业的困境还在蔓延，汽车产业面临电动化转型的压力，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2000年的20%跌至2024年的6%。这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在全球化竞争中，制造业的胜负不再取决于单一技术的领先，而是取决于“产业链效率+创新速度+市场响应能力”的综合实力，而这正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

从日本电视的衰落，到中国电视的崛起，从这场产业变革可以获取到的经验是，没有永远的“机械工业技术的王者”，只有永远的“时代创新追随者”。

对于日本企业而言，若不能打破“路径依赖”，加快决策效率，未来在更多产业中可能失去竞争力；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征服日本市场只是起点，如何在高端技术上实现更大突破，避免陷入“价格战”陷阱，才是长久之计。

再过几年，日本人是否只能买中国电视，或许还需时间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制造业的重心正在向中国转移，而这场转移的背后，是产业生态、创新模式和市场逻辑的全方位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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