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纷纷裁撤这一部门，什么信号？

日前召开的重要会议强调：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

在招商方面，《人民日报》刊发重磅文章指出，推动各地招商引资从比拼优惠政策搞“政策洼地”向比拼营商环境创“改革高地”转变，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何为内卷性恶性竞争？

在招商引资方面，半月谈一篇调查报道曾有总结：

招商变抢商，互相“挖墙脚”；恶性比拼招引政策，祭出“超常规优惠”；不顾发展实际，产业规划同质化……

显然，这样的招商引资，只有短期刺激增长之效，既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自身也未必能得到真正而持久的经济增长预期。

这些年，各地根本不管资源禀赋或产业基础，一窝蜂上马新能源汽车、光伏等热门赛道，低效竞争、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极为凸显。

“反内卷时代”开启，内耗式的招商引资、过度内卷的产业投资，自然也在其列。

02

招商反内卷，影响最大的或是中西部城市。

正如我在《中国城市大变局》一书所说的，随着国内大循环、产业西移、市市通高铁等战略的推进，中西部地区成了新一轮大建设和产业大转移的重点。

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无论是经济实力、产业基础还是科技创新、营商环境都不占优势。

在招商竞赛中，中西部地区，能比拼的无非就是税费政策、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而这些红利都在趋于消失。

其一，税收优惠，考验的是财政承受压力。

中西部省份，多数都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净受益方，本身财力难以自给自足，招商引资遍地撒钱，显然是有问题的。

当然，中西部地区本身政策倾斜例外。

如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而东部地区除了个别自贸区外，几乎都是25%。

这是基于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的考虑，属于国家顶层设计方面的倾斜，无可厚非。

但在国家政策之外，一些地方的税收补贴力度远超沿海发达城市，也超出自身的财政承受能力，显然难以持续。

其二，土地政策，钱随人走、地随人走的大势所趋，带来历史性的转变。

过去一度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思维，与人口持续流入形成了冲突，导致东部土地指标分配不足，普遍面临土地资源不足的困境。

中西部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土地成本一直都是吸引产业转移的优势，部分地区甚至以优惠价格或零地价出让土地。

然而，新一轮改革文件强调：推动转移支付、要素配置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换句话说，土地指标、财政资金都会随着人口而流动，中西部地区显然会受到影响。

其三，劳动力优势，且不说直面东南亚国家的直接竞争，而且随着600多城全面放开落户，人口争夺战将会愈发白热化。

根据最新政策，除了北上广深津等个别超大城市之外，几乎所有城市都要放开落户限制。（见《定调！600多座城市，都要放开落户》）

这意味着，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再无障碍。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将会持续加速。

中西部一些人口流失的地方，也面临新的考验。

03

拼土地拼税费拼补贴很容易，拼营商环境太难了。

正如重要文件所定调的：推动各地招商引资，从比拼优惠政策搞“政策洼地”，向比拼营商环境创“改革高地”转变。

这意味着，未来的招商竞争，更多拼的是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是经济产业或资源禀赋，后者则是营商环境。

然而，搞“政策洼地”不难，但营商环境建设非一日之功，而且“破坏容易建设难”。

一句“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论调，让整个东北都陷入负面认知的刻板印象，至今都难以扭转。

一些地方费尽心力打造网红城市，但一两起负面事件，就足以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城市形象付诸东流。

还有一些地方，许下N多招商补贴或人才补贴政策，但最终因财力问题而难以兑现，伤及的不只是自身发展，更是地方形象和公信力。

这些年，几乎所有地方都将营商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但真实环境却大相径庭。

毕竟，营商环境，要求的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既是地方治理能力的试金石，也是对政策“耐心”的考验。

根据《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3）》，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广州、南京、宁波、厦门等位居前列。

而根据北大—武大团队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3》，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四川位居前五。

招商大变局的出现，意味着未来地方的招商引资，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扎扎实实做大产业、做好环境，才有突围之路。

让市场说话，才是最好的竞争。

本文转载自国民经略，作者凯风。